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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 | 收藏城市:海上花或者燕京梦

2019-09-10 点击:1167

  社会科学报2019.8.28我要分享

  海上花

  燕京梦

  

  原文刊载于《社会科学报》2002年08月15日。

  编者按:如果打算收藏一座城市,也许我们会在北京、上海之间犹豫,21世纪,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博弈成全的是一场“新双城故事”,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初“石库门和四合院对话”时的京海恩怨,也区别于张爱玲、李欧梵等语言谱系里的京海情仇,文化批评家朱大可、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,两位当代文化学者共同打造了下一代上海人和北京人的城市记忆。

  

  原文 :《收藏城市:海上花或者燕京梦》

  图片 | 网络

  大众文化篇

  朱大可(同济大学):

  妥协是上海人的一种人文性格。燕赵悲士荆轲,刺秦王前唱了一首歌,慷慨而别,然后赴京,拔剑行刺,却因为武功太差,反而丢了卿卿性命。这是北京性格。而与此同时在江南出现了勾践,他的复仇是通过吃敌人夫差的粪便来实现的,他能够甘当敌人的臣子,忍辱负重,卧薪尝胆,最后翻过来把对方给干掉了。上海人有这样一种善于妥协的和忍让的人文性格,而这是支撑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。历史从这方面支持了上海的复兴。

  张颐武(北京大学):

  北京原来生产文化的方式基本是一个政治口号、政治理念,而这个政治理念出来以后大家就跟着跑,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商业理念的体现,比如说“soho现代城”完全是一个商业理念的体现,就是它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概念,让消费者来消费概念。

  朱大可:

  北京文化缺乏商业理念,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喜欢跟上海人做生意,这是为什么?就是因为北京人通常缺乏规则感,对契约的承诺缺乏商业文本意识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觉得不一样。上海人的规则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规则,而北京的规则比较宏伟,它一般是从上考虑到下的,跟上海人的方式不一样。北京申办奥运,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、文化性的大规模的用精神理念灌注的活动。人类的体育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宏大的理念:五环旗和这个世界的很大的一个理念的东西。但是上海申办世博会,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狂欢的摩登场所,这是各种无限的商品的展示。

  朱大可:

 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人作为一个个体,应当是一个充分自由的个体,它首先处理的是他个人的事务。但北京人却有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传统。这就跟中国人写信的习惯是一样的路子。我们写信封的次序首先是国家、省、市、县、道路,最后才是你个人的门牌和你的姓名。这就是北京思维:先从国家开始,最后走向个人,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,从大的、概念的、抽象的、形而上的理念出发,最后走向感官的、具体的、形而下的个体。而上海人恰恰相反,他的立场更像是西方人的信封程序:放在最前面的是个人的姓名,然后才依次是门牌、道路、城市、省份和国家。我觉得这个习惯更符合人本主义精神。

  张颐武:

  但是现在不缺感性的生命,因为感性的生命经过十年改革之后,已经开始把身体和感官打开了,现在需要的是怎么样去控制它。

  朱大可:

  总体上来说,尽管感官生活丰富,发生了一些情欲的尖叫,但上海普通市民还是生活得非常有秩序,朝出暮归,理性地处理各种生活事务,并不需要你说的那种节制。市民生活没有产生像你说的这种危险,这个危险完全出自你的想象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认为它还是非常有危险的,一个是过于世俗化,把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庸化,市民缺乏一个理念来不断激发他的想象力,对新空间的渴望就会降低成一种世俗化平庸化的危险;另一方面它还会产生无限的欲望膨胀,造成一种失控的局面。

  

  先锋篇

  张颐武:

  海派有一个摩登的传统,摩登就是追时髦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但是北京却更注重所谓精神上的原创。它是跟商业主义联系较少,因此更加纯粹。

  朱大可:

  原创性本来是旧上海的一个传统。甚至八十年代的上海先锋文化还是相当发达,出现了城市诗、撒娇派、格非孙甘露的小说、张献的话剧,先锋批评界更是十分得活跃,成就几乎都超过了北京。但是后来因为商业主义和政治管制,萎缩了。上海大剧院是一个作秀的场所,不可能给先锋戏剧提供任何演出空间。上海有电影节、电视节、美术的双年展,很多很多节日,看起来就像赶集一样热闹,可是这个集一散,人也就散光了。

  张颐武:

  北京是一个充满了凝聚力的城市。它现在是全国先锋艺术家的庇护所。

  朱大可:

  不错。北京有画家村、摇滚音乐村,是自发凝聚起来的。上海的画家楼却是商人的营利性策划。这里面有根本性的差别。这不仅是城市凝聚力不够,而且完全没有原创性可言。

  张颐武:

  北京就不一样,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艺术都能够在北京找到一些,比如说东村的艺术家、在通县生活的艺术家,他们也能够找到在北京生活空间,外省突然来的人也能找到生活空间,北京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远远超过上海。因为北京的移民比较多,移民文化的特点是比较包容的。

  朱大可:

  这恰恰是上海三十年代的特点,现在颠倒过来了。北京拿去了,而上海则彻底丧失掉了。好像是去年底,杨澜有一个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访谈。杨澜问,为什么人家说上海经济发达,但文化落后?徐回答说,你不能叫上海样样都好吧。这个回答很机智,但其实是变相承认了上海文化的滞后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觉得上海的商业主义过于急功近利。这妨碍了它在文化上的走向大气。

  朱大可:

  是有这个问题。它(上海)要复兴它的传统文化,首先就应该恢复原创性,恢复它的包容性和宽容度。文化管制把样样事情都搞定了,还有什么活力可言?现在上海的活力移到北京去了,它现在所做的只是把旧上海殖民地的消费主义、摩登主义传统恢复了一下,仅此而已。赶集式的节日气氛掩盖了这点。

  张颐武:

  外表很繁华很热闹,骨子里却很虚弱,这就是眼下上海文化的特点。这点几乎已经被所有文化人所公认。这种局面与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形象严重不符。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和上海展开文化大对决的时候了。谁赢得了文化,谁才是真正的赢家!

  

  文章原载于思想的力量——《社会科学报》十年精粹,未经允许禁止转载,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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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上花

  燕京梦

  

  原文刊载于《社会科学报》2002年08月15日。

  编者按:如果打算收藏一座城市,也许我们会在北京、上海之间犹豫,21世纪,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博弈成全的是一场“新双城故事”,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初“石库门和四合院对话”时的京海恩怨,也区别于张爱玲、李欧梵等语言谱系里的京海情仇,文化批评家朱大可、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,两位当代文化学者共同打造了下一代上海人和北京人的城市记忆。

  

  原文 :《收藏城市:海上花或者燕京梦》

  图片 | 网络

  大众文化篇

  朱大可(同济大学):

  妥协是上海人的一种人文性格。燕赵悲士荆轲,刺秦王前唱了一首歌,慷慨而别,然后赴京,拔剑行刺,却因为武功太差,反而丢了卿卿性命。这是北京性格。而与此同时在江南出现了勾践,他的复仇是通过吃敌人夫差的粪便来实现的,他能够甘当敌人的臣子,忍辱负重,卧薪尝胆,最后翻过来把对方给干掉了。上海人有这样一种善于妥协的和忍让的人文性格,而这是支撑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。历史从这方面支持了上海的复兴。

  张颐武(北京大学):

  北京原来生产文化的方式基本是一个政治口号、政治理念,而这个政治理念出来以后大家就跟着跑,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商业理念的体现,比如说“soho现代城”完全是一个商业理念的体现,就是它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概念,让消费者来消费概念。

  朱大可:

  北京文化缺乏商业理念,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喜欢跟上海人做生意,这是为什么?就是因为北京人通常缺乏规则感,对契约的承诺缺乏商业文本意识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觉得不一样。上海人的规则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规则,而北京的规则比较宏伟,它一般是从上考虑到下的,跟上海人的方式不一样。北京申办奥运,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、文化性的大规模的用精神理念灌注的活动。人类的体育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宏大的理念:五环旗和这个世界的很大的一个理念的东西。但是上海申办世博会,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狂欢的摩登场所,这是各种无限的商品的展示。

  朱大可:

 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人作为一个个体,应当是一个充分自由的个体,它首先处理的是他个人的事务。但北京人却有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传统。这就跟中国人写信的习惯是一样的路子。我们写信封的次序首先是国家、省、市、县、道路,最后才是你个人的门牌和你的姓名。这就是北京思维:先从国家开始,最后走向个人,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,从大的、概念的、抽象的、形而上的理念出发,最后走向感官的、具体的、形而下的个体。而上海人恰恰相反,他的立场更像是西方人的信封程序:放在最前面的是个人的姓名,然后才依次是门牌、道路、城市、省份和国家。我觉得这个习惯更符合人本主义精神。

  张颐武:

  但是现在不缺感性的生命,因为感性的生命经过十年改革之后,已经开始把身体和感官打开了,现在需要的是怎么样去控制它。

  朱大可:

  总体上来说,尽管感官生活丰富,发生了一些情欲的尖叫,但上海普通市民还是生活得非常有秩序,朝出暮归,理性地处理各种生活事务,并不需要你说的那种节制。市民生活没有产生像你说的这种危险,这个危险完全出自你的想象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认为它还是非常有危险的,一个是过于世俗化,把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庸化,市民缺乏一个理念来不断激发他的想象力,对新空间的渴望就会降低成一种世俗化平庸化的危险;另一方面它还会产生无限的欲望膨胀,造成一种失控的局面。

  

  先锋篇

  张颐武:

  海派有一个摩登的传统,摩登就是追时髦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但是北京却更注重所谓精神上的原创。它是跟商业主义联系较少,因此更加纯粹。

  朱大可:

  原创性本来是旧上海的一个传统。甚至八十年代的上海先锋文化还是相当发达,出现了城市诗、撒娇派、格非孙甘露的小说、张献的话剧,先锋批评界更是十分得活跃,成就几乎都超过了北京。但是后来因为商业主义和政治管制,萎缩了。上海大剧院是一个作秀的场所,不可能给先锋戏剧提供任何演出空间。上海有电影节、电视节、美术的双年展,很多很多节日,看起来就像赶集一样热闹,可是这个集一散,人也就散光了。

  张颐武:

  北京是一个充满了凝聚力的城市。它现在是全国先锋艺术家的庇护所。

  朱大可:

  不错。北京有画家村、摇滚音乐村,是自发凝聚起来的。上海的画家楼却是商人的营利性策划。这里面有根本性的差别。这不仅是城市凝聚力不够,而且完全没有原创性可言。

  张颐武:

  北京就不一样,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艺术都能够在北京找到一些,比如说东村的艺术家、在通县生活的艺术家,他们也能够找到在北京生活空间,外省突然来的人也能找到生活空间,北京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远远超过上海。因为北京的移民比较多,移民文化的特点是比较包容的。

  朱大可:

  这恰恰是上海三十年代的特点,现在颠倒过来了。北京拿去了,而上海则彻底丧失掉了。好像是去年底,杨澜有一个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访谈。杨澜问,为什么人家说上海经济发达,但文化落后?徐回答说,你不能叫上海样样都好吧。这个回答很机智,但其实是变相承认了上海文化的滞后。

  张颐武:

  我觉得上海的商业主义过于急功近利。这妨碍了它在文化上的走向大气。

  朱大可:

  是有这个问题。它(上海)要复兴它的传统文化,首先就应该恢复原创性,恢复它的包容性和宽容度。文化管制把样样事情都搞定了,还有什么活力可言?现在上海的活力移到北京去了,它现在所做的只是把旧上海殖民地的消费主义、摩登主义传统恢复了一下,仅此而已。赶集式的节日气氛掩盖了这点。

  张颐武:

  外表很繁华很热闹,骨子里却很虚弱,这就是眼下上海文化的特点。这点几乎已经被所有文化人所公认。这种局面与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形象严重不符。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和上海展开文化大对决的时候了。谁赢得了文化,谁才是真正的赢家!

  

  文章原载于思想的力量——《社会科学报》十年精粹,未经允许禁止转载,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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